逝去的大学精神

转载自 新世纪周刊　 祝翠霞    

          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有用的人，而是培养完整的人

          一般人对于大学的指责是大学教育与现实脱钩，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。似乎大学的成功就在于培养适合社会各类岗位需要的人才。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。实际上，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，借鉴苏联模式的中国大学就一直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己任。1952年开始的大规模院系调整，甚至将很多综合性大学改为理工科大学。
去年5月，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，引用了黑格尔的话：“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，他们才有希望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，那是没有未来的。”这句话成为2007年令人回味最多的话语之一。其中的原因，也许是中国缺乏“仰望星空”的人，即使在大学——这个本应出现仰望星空的人的地方。

         中国的大学关心的是“脚下的事”，校长关心学校的升级、能争取到的拨款，教师关心职称、关心住房，学生关心的则是未来的就业。三年前上海交大一位叫晏才宏的教师死于肺癌，终年57岁，这位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至死只是位讲师，因为没有论文。他固执地认为，发表论文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。不关心“脚下的事”，只好靠边站。

          大学曾被视为精神的净土，但后来人们发现大学并非象牙塔。在大学里，学问只是追求名利的另一种工具，学问本身并非目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两千多年前，柏拉图说，高等教育学习的目的不在实用；两百多年前，现代大学之父、德国教育家洪堡说，科学的目的不在于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。但是现在，对于我们当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这种观点实在费解。没有用，要它做什么呢？我们不仅要学习“有用”的知识，连自己也要成为“有用”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对这种“有用”论予以无情贬斥的是华科技大学的姚国华教授，“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大学，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??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，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”。打工仔就是“有用”的，“有用”的通常是工具。

          中国现代大学的缔造者蔡元培说，教育“不是把被教育的人，造成一种特别器具，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”。近一个世纪以前，中国的现代大学才刚刚建立，但那时大学呈现的面貌却非今日可比。顾颉刚回忆北大说：“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、陈独秀当教授，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、胡适当教授，还聘请穿马褂、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，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，也登上了北大教坛。”蔡元培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后来者没有能真正实践的。因为如果是要培养工具，那么只需要把那些“有用”且“正确”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大学不是职业介绍所”，在洪堡和深受洪堡思想影响的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眼里，大学甚至不是满足任何一种实际需要的机构，而是个“纯粹”的地方，是探求科学及自我完善的地方。在洪堡看来，科学几乎等同于哲学，无关乎实用。

         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学思想几乎难以实行，但这种理念却影响深远，正是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开启了现代大学之路。黑格尔、爱因斯坦、叔本华、费尔巴哈、马克思、恩格斯??这些著名人物都与柏林大学联系在一起，他们的思想至今仍在对人类产生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 为了保证学术的真正自由，教育家们努力使大学超脱于各种利益——独立于国家的一切组织，独立于政党，独立于宗教，甚至不受任何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。五四时期，蔡元培就反对学生沉溺于政治运动。

          我们的现代大学虽然建立于国家民族的动荡时期，但是甫一出世就开创了绚烂局面。遗憾的是，今天的大学却在失去它应有的活泼和纯粹。2005年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《世上已无蔡元培》中感叹：“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，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，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为论事的，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：时至今日，就中国大学(内地范围)的改革和发展来说，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。世上已无蔡元培！”

         中国今天的大学不仅与权力纠结在一起，还深深地被社会无限膨胀的物欲所侵扰，“民族的灵魂”甚至比其他的社会组织还要功利和世俗。